开篇问题“你如何保证医疗中的研究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患者的需求”，见到这个问题，我真的很吃惊，作为医疗方，难道一直以来不是最大程度上满足患者需求？但往下看，我才发现了这样的医疗大背景：许多疗法，无论新旧，均未基于良好的证据。说实话，看到此我真的有点害怕，曾经或者未来用在我们身上的医疗方法竟然没有充足且高质量的证据来支持，那么我们应该相信谁，人人都说，医生是站在人类生命前沿与疾病搏斗的人，我们理应信任他们，但残酷的现实竟是如此。一旦这种言论被大众了解，再加上舆论的宣传渲染，那势必引起社会的恐慌。
而这篇文章的价值也就在此刻体现了，它充分强调确保研究在开展之前应有充分依据，能够被正确实施，能够区分疗效的利弊，并且能够用来回答患者，公众和卫生专业人员真正关心的问题，以此期望通过鼓励患者与专业人员的对话，促使对医疗效果进行更加严格的大众评审，促进医患交流并提高信心，而非破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
医疗这个环节，涉及到很多人，有研究人员，研究资助方，临床医生，纳税人，患者几方人群构成。我现在也是扮演这个医疗体系中的多重角色。一是当我患病时，我是患者，我可以算是这个体系中的最核心的人了，二是我作为医学生，将来可能会去做接触临床的医生或者去做致力于医疗产品的研究工作，我都将与此体系密不可分。所以作为此局中人，我没有理由不去关注这些事情。
富兰克林法则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外。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从哲学上讲，任何事情都会有发生的可能性，世界上的事，严格地说，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包括死亡，更别说税收了。所以这一法则也进一步剖析了科学研究的目的，那就是减少不确定性。通俗地讲，也就是比较医疗方法，使可能产生有利结果的概率比产生有害结果的概率大，或者比较哪种医疗方法带来乐观结果的概率大或带来不利结果的概率小。
从中我所得出的另外一个社会事实就是患者所关心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比如心脏病疾病患者长期输氧是否对身体有害的问题等。那每年全球投入近千亿美元用来研究医学问题，为何还会出现这种杯水车薪的事，问题的答案当然还是医疗体系参与者类型多样化，研究人员，研究资助方，临床医生，纳税人他们是占据主动的一方，而由于强调利益，所以只会有很少的一部分用力研究临床问题，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到了经济效益更高的实验室试验和动物实验，而这些实验出成果的概率很低，加之部分研究者研究方案的不科学，实验操作的不规范，往往都会石沉大海两头空。而作为治疗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方的患者，他们往往无法得到自己满意答案。
所以，作为医学生的我们，我们既要明确我们即将从事的这个行业的不确定性，又要尽力去改变这种极度不平衡的资金投入现状，真的任重而道远。
蒲公英科普协会第7期-杨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