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患者的参与

研究中患者的参与是如何产生的呢?正如我们在第3章提到过的,之前强加到 女性乳腺癌患者的过度治疗 引起挑战和变革的过程,这不仅归功于新一代的临床研究者,当然还有患者的功劳。

临床工作者和患者的协作保证了研究证据既符合严格科学的标准,又满足妇女的需求。当女性患者对根治性乳房切除术质疑时,她们所传递的信息是她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癌症的根除:她们要求参与制订有效的疾病治疗方案。

对于那些想作为合作研究者全程参与的患者和公众,存在几条可行的途径。例如,可以以个人身份或是作为某健康(或疾病)支持小组的一员参与研究,也可以参加像小组座谈会之类的促进会活动。

先不论他们参与的种种途径,只要他们熟悉了研究方法学的特点要素,那么他们就能在和卫生专家合作时变得自信并有所作为。因此,他们将会要求获得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相关的高质量信息和培训。

我们将会在第12章继续解释为什么此类信息公布的方式(尤其是以数据的形式)对充分理解研究至关重要。当然也存在许多不那么突出的方式能使患者和公众投身于科学研究,只要我们能营造出一种协作的氛围来接纳患者的见解和建议。

今天那些踊跃参与研究的患者应该在回顾过去时对早期“患者先驱”的先驱性运动报以感激,这些先驱意识到自己应直言不讳并向现状发出挑战,而这一切是因为他们需要获得准确的信息。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一小群由Rose Kushner领导的乳腺癌患者开始进行自我教育,这样自己才能有用武之地,接着她们开始教育别人。

既是一名乳腺癌患者,又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她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开始挑战传统独裁的医患关系和根治性手术的必要性。12在彻底研读了有关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疗效的证据之后她写了一本书。到70年代末,她的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使得她开始参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对新研究标书的评审。13

与之相似的是,在英国,由于信息的匮乏,妇女们开始有所行动了。举例来说,20世纪70年代,Betty Westgate成立了乳房切除术协会;20世纪80年代,Vicky Clement-Jones成立了CancerBACUP基金会(现在是Macmillan癌症基金会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的人类免疫缺陷综合征或艾滋病患者对自身疾病有很好的认识。他们通过相关政策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研究机构的侵害,这为患者参与研究设计铺平了道路。最终当患者在研究中面对治疗选择时,这种参与为他们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多种灵活的设计也鼓励了更多人参与。

医院所开展的研究就有艾滋病患者群体的参与,他们协助设计了研究。[14] 这些艾滋病患者中的积极分子使得研究者端正了自身:一些研究者将有组织的患者群体视为灾难,但事实上这是向研究者对不确定性的解释所发出的正当挑战。

而此前研究者的研究方法都忽视了患者所关注的结局。另一方面,患者能够渐渐体会到对新药效果草率作出评价的隐患以及在“有前景的”抗艾滋新药未经严格评估前就被要求投放市场的危害。

研究者可能仅就新药“善意的投放”会在今后延长不确定性对患者所带来的痛苦为由,对这一方式提出异议。而患者的反对则源于他们认为这最终会加快患者自身和研究者认识到从容开展疗效对比评价的必要性,而且患者和研究者两大阵营应联合设计研究,同时顾及到双方的需求。 [15]

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项艾滋病试验就很好地证明了研究中患者参与的重要性。当时齐多夫定这个药刚刚开始被用于艾滋病的治疗。其在疾病进展期患者身上的应用是有益效应的良好证据。那么,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显然就是在感染早期就使用齐多夫定是否能延缓病情进展并提高远期生存率。

于是,为验证这个可能性,美国和欧洲都开展了试验。当发现一个可能的但仍不确定的有益效应时,美国的试验很早就停止了。尽管美国的试验已经得出结果,但在患者代表的参与和支持下,欧洲的试验继续进行直到得到明确的结果。试验的结论与之前认为的不同:在感染早期使用齐多夫定没有任何好处。这时候,药物仅有的作用就成了它令人讨厌的副作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