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了《治疗的真相》一书，读完以后，感触良多。
首先，我们要有质疑精神。地心说是长期盛行于古代欧洲的宇宙学说。它最初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提出，后经亚里多德、托勒密进一步发展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欧多克斯、亚里多德、托勒密他们无疑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科学权威了，然而，他们提出的“地心说”却在时代的进步中渐渐被淘汰了。终于，到了16世纪，哥白尼在持日心地动观的古希腊先辈和同时代学者的基础上，终于创立了“日心说”。试想，哥白尼若是也和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盲目听信权威的话，只是不断加以解释“地心说”而不是去改正它，那么现在我们会不会还停留在“地心说”时代？。在《治疗的真相》一书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美国儿童保健专家本杰明•斯波克医生，他的畅销书《婴儿与儿童保健》几十年来一直被父母和专家们奉为育儿圣经，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但斯波克医生却因他给出的一条善意的建议而铸成大错。这条建议从逻辑上看无可辩驳，且明显带有权威性。从1956年著作的出版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一直提倡：“婴儿躺着睡有两大坏处：一是如果婴儿呕吐，躺着睡使他更可能被呕吐物呛噎；二是婴儿倾向于将头一直偏向同一边……这可能使一侧头部扁平……我认为最好一开始就让婴儿习惯趴着睡。”让婴儿趴着睡，不仅成了医院的标准规范，也被数百万父母在家中尽职尽责地执行着。但我们现在才发现，这种从未经过严格评价的做法导致了数以万计的婴儿猝死。如果婴儿父母不是那么听信所谓的“权威”的建议，而是多方面求证本杰明•斯波克医生的建议是否可靠，这些悲剧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其次，新事物和好东西之间没有一定的关系。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作为当时常规处方药巴比妥类药物的替代药，沙利度胺这种安眠药显得更加安全，且不同于巴比妥类药物，过量的沙利度胺不会导致昏迷。沙利度胺还被特别推荐给孕妇使用，因为它可以用于减轻晨吐。随后，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产科医生开始注意到新生儿出现严重四肢畸形的情况大幅增加。这种医学史上罕见的疾病会导致患儿肢体极其短小，好像手掌和脚掌是直接从躯干长出来的一样。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医生认为这种婴儿畸形与其母亲在妊娠早期服用了沙利度胺有关。我们应该去接受学习新事物，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事物是新的，就对它刮目相看。就像我记得转基因食品刚刚出现在市场上时，广大消费者对它们可算是趋之若鹜，但后来有不少专家学者指出，转基因食品没有天然食品那么健康，人们才慢慢从转基因热潮中回过头来。
第三，万事都要多考虑一点，多想一点，也许结果就会完全不同。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哈姆威是西班牙大马士革城的一个制作糕点的小商贩。在北美狂热的移民中，他也怀着掘金的心态来到了美国。但美国并非他想象中的遍地是金，他的糕点在西班牙和在美国出售，根本没有多大的区别。1904年夏天，哈姆威知道美国即将举行世界博览会，他把自己的糕点工具搬到了会展地点路易斯安那州。庆幸的是，他被政府允许在会场的外面出售他的薄饼。他的薄饼生意实在糟糕，而和他相邻的一位卖冰淇淋的商贩的生意却很好，一会儿就售出了许多冰淇淋，很快他把带来的用来装冰淇淋的小碟子用完了。心胸宽广的哈姆威见状，就把自己的薄饼卷成锥形，让它来盛放冰淇淋。卖冰淇淋的商贩见这个方法可行，便要了哈姆威的薄饼，大量的锥形冰淇淋便进入客商们的手中。但令哈姆威意料不到的是，这种锥形的冰淇淋被客商们看好，而且被评为“世界博览会的真正明星”。从此，这种锥形冰淇淋开始大行其道，这就是现在的蛋卷冰淇淋。它的发明被人们称为“神来之笔”，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哈姆威是个善于思考的人，如果他那时没有想到那个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吃上蛋卷冰淇淋也很难说。
然后，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在许多国家，常规乳房X线摄影筛查得以广泛应用，人们也想当然认为乳房X线摄影筛查一定是基于利大于弊的可靠证据了。然而正如一位美国公共卫生专家2010年所述：“没有哪项筛查有过比乳腺癌筛查更加细致的研究。在过去50年中，有超过60万名女性参与了10个随机对照试验，每个试验都做了近10年的随访。即使做了大量超常的研究努力，但讽刺的是，乳房X线摄影筛查依然是医学界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乳房X线摄影为何会饱受争议呢？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曾被筛查的人员和患者团体作为“明智选择”而“售予”女性。参与者得到的信息，强调了乳腺筛查的益处，而其伤害、局限性和不良结局则被忽略。然而，乳房X线检查不仅可以实现早期诊断，而且与前列腺癌筛查极为相似的是，还可诊断出那些终生都没有明显症状的癌症患者，同时也无法避免假阳性结果的出现。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之前都应该将其的利弊思考好，以避免以后后悔。
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学习中都应该遵循中庸之道，而并非“越多越好”。我记得《治疗的真相》一书中有一个例子：整个20世纪甚至直到21世纪，乳腺癌患者一直被要求使用并忍受一些极其残忍和痛苦的治疗。一些治疗，无论手术还是药物，带给患者的伤害远远超过治疗疾病本身所需要承受的。然而这些却被患者和医生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患者深信越是激进的或毒性越大的治疗，越有可能战胜疾病。这件事本身在现在看来当然是十分荒唐的，然而，我们自己又是却又不由自主地走进了这个误区中。譬如学习吧，有不少学生现在只是知道一味的读书，却不知道劳逸结合。他们秉着学习时间越长越好的理念，起早摸黑，更有甚者，还会翘到一些他们所谓的“没有用”的课去看专业书。但我以为，这个社会虽然很需要专业型的人才，但是却更需要创新型的、会思考的人才。学生如果只是一味的看书、看书，那么，他们又有什么时间去思考呢？又有什么时间去创新呢？所以，读书应该好好的读，但是不应该不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应该劳逸结合，用点时间去思考思考别的有意义的东西。
那么，我们能为改善治疗措施的试验做些什么？首先，对于正确疗法的试验监管，我们应该是灵活地看待它的。虽然对于正确疗法的试验监管，但这一系统可能会严重拖延某些信息的收集，使其积极性备受打击，而正是这些信息能保证人们接受的医疗保健更加安全。以数据保护法和保密性行为规范为例，尽管两者初衷是美好的，但它们使得研究人员在收集常规的医疗记录数据用以明确治疗的副作用时困难重重。而对于计划开展临床试验的研究人员，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招募到第一个患者，甚至试验招募受试者的过程都可能会因监管的需要而被放缓。但当研究人员遵循整套监管系统进行研究时，患者正在遭受不必要的病痛折磨甚至失去生命。其次，“最佳”治疗方式要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和需求而定。举例来说，较之于常人，功能健全的手指对于音乐家，灵敏的嗅觉对于厨师，敏锐的视觉对于摄影师，往往会更为重要。因此，他们也许会愿意为这些他们视若珍宝的东西做出更大的努力或是承担更高的风险。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了解自己的病人。这不仅仅指病患的生理更指他们的心理方面。不同人对什么叫做“理想的咨询”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有些人希望独立探索，而有些人则希望得到指导。患者在医生鼓励下更好地参与决策，或许会成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而且一旦患者尝到甜头，这种方式便会成为患者的首选。最后，我们要分清高质量、低质量和不必要的研究。我们该对高质量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金，而不必要的研究是对时间、精力、金钱及其他资源的浪费，也会对患者造成潜在的伤害，有悖于伦理，因此我们应该避免进行。
蒲公英科普协会第6期-费海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