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刚踏入基础医学院的时候我们在闻欣堂庄严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我记得当时的自己还感觉这没什么，不过却依稀看到台上的一个老教师眼底泛着泪光；而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一次课上，那一次罕见地落了泪。因为我想起了我的奶奶，我的姥姥，我的爸爸。乳腺癌，老年痴呆，腰间盘突出。还记得回家的时候，因为化疗头发早已没有多少了的奶奶躺在病床上，多年前就耳聋的姥姥现在变得越来越糊涂，时不时腰疼的爸爸带着我去找治腰疼的秘方。不想让他去，因为大多数都是骗子，他们的药不知道是不是弊大于利，可是此时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可以用什么理由来阻止呢？
乳腺癌，老年痴呆，腰间盘突出。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吗？
我不相信，现代医学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办法的。可是假如，真的说有种方法可以，自己又敢试吗？或者可不可以问他们：你们这种治疗为什么可以呢？可以问谁？谁又可以回答？
现今各种各样的药物琳琅满目，铺天盖地的宣传使我们现在越来越迷惑，到底哪种药物真的有效？到底哪种治疗更好？每种都会提供自己看似完美无缺的证据，然而证据在传播的过程也有可能出现偏颇，产生误导。有时这种情况反映在事实与数据的展示方式上，只展示部分事实，粉饰假象，通过对科学证据“精挑细选”，让一种治疗方法得以粉墨登场。但在主流文化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更有趣的现象在上演。我们可以理解人们对“灵丹妙药”的期望，但通常情况下，医学研究对提高疗效、降低风险和解决争议的作用一般。但对于媒体宣传来说，这种理性的认识通常会被其以“治愈”、“奇迹”、“希望”、“突破”和“受害者”等诸如此类的词汇给挡在门外。当人们如此强烈地希望为自己的生命做主并参与自己的卫生保健决策时，我们却很遗憾地发现存在着大量被歪曲的信息，这只会是对患者权利的剥夺。有时候这种歪曲体现在某一具体的药物上：英国媒体将赫赛汀描述为治疗乳腺癌的奇迹或许就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近期实例。有时候，为推广他们的疗法并挑战那些反对他们的证据，媒体界的狂热分子及其盟友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想方设法影响公众对如何知道事物对自身有益还是有害的正确理解。
当然，医疗卫生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因为社会及公共卫生的进步，如清洁的自来水，更好的卫生设施及居住环境。但即便是怀疑论者也无法忽视现代医疗保健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更好的卫生保健为延长寿命作出了主要的贡献，并改善了生活质量，特别是慢性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但现代医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往往会导致我们忽视许多其持续存在的问题。即便在今天，许多医疗决策仍是基于低质量的证据。依旧有太多的治疗方法对患者有害，还有一些治疗几乎或是根本未被证实有益，而其他一些值得推广的治疗却很少被使用。既然每年关于疗效的研究会产出堆积如山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情况呢？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证据往往是不可靠的，而且大量的研究并没有解决患者想要知道的问题。
鉴于不确定性一直都存在，那么尝试着不去把事物看得那样绝对将会对我们有所帮助。而且从概率的角度思考会让这一切变得易于理解。人们只需要了解在一种情况下出现一种特定结局的可能性，以高血压患者发生卒中为例，则是影响卒中发生几率的因素及某种治疗改变卒中发生几率。
在掌握了足够可靠的信息后，患者和医疗卫生专家就可以共同努力，对治疗的利弊进行评价。他们能够根据患者个人情况及意愿采取可能最恰当的治疗方案。
读了这本书之后，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个医生就是18世纪时的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医生，他曾用一项科学试验比较了当时用于治疗坏血病（一种在长途航海中夺去大量海员生命的疾病）的六种方法。结果表明，橘子和柠檬（现在我们知道是因为含有维生素C）是非常有效的疗法。虽然现在看来原理很简单，就是控制变量而已嘛，然而在当时那个时代，能够做这样一个实验本身就是一个勇敢的行为。从人与坏血病的抗争中可以看出，对疾病的原始观察记录，通过对照研究找出有效的治疗方法，再找出有效成分，合成化学药物，确定病因和发病机制。这一过程中，无数患者付出了生命，无数医生，科学家付出了智慧和心血。我们无法对他们进行功劳排位，但詹姆斯·林德的对照试验不仅对坏血病，更成为未来循证医学的根本原则。
时光荏苒，对于现在来说，网络的普及，资源的共享，使现在获得信息相对来说容易得多，信息的获取，数据处理，可靠性的质量评价等都发展地越来越成熟。同时，我也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只是一个开始，循证医学，我来了；奶奶，姥姥，爸爸，请你们等着我。
蒲公英科普协会第7期-李艳梅